《回荡的钟摆》

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1926）指出殷商西周为封建时代，秦汉以下为专制一尊主义时代；瞿同祖《中国封建社会》（1936）在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土地、宗法、阶级和政治制度之后，认为周武王在全国建立了系统的封建组织，而秦统一天下后，结束了封建社会。

在秦统一中国之际，基本完成了从周代封建制向皇权专制制度的过度，汉武帝“废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，标志着这个专制体系的臻于完善。从秦到清延绵两千年，开启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专制时代，为这个时代揭幕的就是商鞅变法。

金观涛、刘青松《兴盛与危机》（1980）运用系统论的方法解释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现象。从秦到清一直不断循环，在原有水平上重复，几乎没有什么制度上的突破，这种超稳定结构主要得益于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的维系，政治、经济和观念三个系统紧密耦合，保障了统一皇权制度的百年延续。每次王朝覆灭，前朝制度基因几乎原封不动地遗传给新政权，鲜有制度创新。

俄国在1917年革命之后建立了全新的制度体系，主要以斯大林主义、苏共一党专政、中央计划经济三系统维系经济运转。中国1978年以前就是模仿前苏联模式，但三个系统不兼容的问题，致使低效（计划经济）、僵化（官僚体制）、窒息（创新能力）日趋突出。

从1978年到1990年末中国经济制度靠近经典的亚当-斯密增长模式，政策方向是国退民进，表现在解散人们公社、民营企业合法化、资源自由流动、承认私人产权、企业自主经营等，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家和劳动者的激励机制。

1990年末至今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凯恩斯模式，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执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，2009年的“四万亿1.0”，2012年“四万亿2.0”，以后政府运用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干预成为常态，政府成为经济的拯救者。

2000年经济过剩，2001年加入WTO，减缓了过剩问题，2008年金融危机，强势大政府兴起，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，调节经济运行，国进民退，没有从根本上铲除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，确保资源占有和市场进入的平等，以及在制定游戏规则和政策方面的平等参与权和发言权。

过剩的标志是没有自我循环、独立运营的能力，离开政府的补贴和不断的外部融资就活不下去。在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，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不再是资金，而是投资机会的缺乏，投资始终低迷不会反弹，除非找到新的增长点。当投资的边际收益趋于零时，再拉动投资也无法提高人均产出了，经济于是落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

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，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资源的使用的效率，而提高效率的最重要手段是创新。私有产权制度和竞争性市场是两个前提，没有这两个前提，就会窒息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（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）。没有个人权利的民族，经历动荡，最终回到个人权利上。

对于衰退的经济，当代人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，他们的父辈以借债的方式透支了他们原本可享受的繁荣，萧条是对透支的偿还，企业将长期面对一个低增长的宏观环境，同时要做好长期过冬的准备。